自动售货机现在在中国到底是个什么状况？

上午 11 点，广州市天河区百合路上的 37 游戏大厦一楼，穿着“真功夫”、“都城快餐”、“广安面食”等 8 家餐饮公司制服的员工，正在熟练地向像信箱一样整齐排列的透明小格子里放盒饭。同时，现场两名工作人员在电脑前查看每个格子的状态，并与送餐人员核对数量。

一个小时之后，人群向这里涌来，他们通过手机上的 App 操控开启一个像是指定的小格子，取走他们当天早些时候，或是提前一天就已经预定好的午餐。这个 6 层的办公楼，有 1000 多个员工，约 80% 的人都在这里解决自己的午饭问题。这段时间内，站在场地里要当心被撞到，因为人实在太多了。

37 游戏大厦一楼的 “ 食堂 ”

这里并不是员工食堂，那些上千个整齐排列的小格子其实是 20 台自动售货机，更准确的说法是“友宝便利店”，它背后的公司是深圳友宝。如果你恰好在中午来到北京的银泰网店、民航信息中心，也能看到以同样方式用自动售货机买“和合谷”快餐的情景。

这种场景和自动售货机最为发达的日本的情况看起来很不一样。我们不久前报道过日本售货机的强大，当时有读者评论道：“在静冈曾经在一个十字路口（半径 50 米内）有 15 台自动售货机，感觉自己被机器人包围了。” 截至去年日本共有 503 万台自动售货机，平均每 25 个日本人就拥有一台。

自动售货机在日本随处可见，虽然便利店众多，但它还是有自己的存在空间。但在中国，大部分自动售货机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。超过 50% 的机器在工厂，学校占了 28% 左右，剩下的才是马路、地铁、写字楼……

像友宝这样的自动售货机运营公司还有上海米源、苏州乐美、北京友礼汇等等。而从 2000 年中国出现的第一台自动售货机开始算起，经过 15 年时间的发展，至今仍然不足十万台。其中 2010 年成立的友宝约占了一半，它提供的数据是 3.8 万台。

由多个自动售货机组成的“友宝便利店”，是友宝在 2013 年推出的新形态，针对的是 37 游戏这样的企业客户：多为科技公司或客服中心，他们的共同点是常加班、相对封闭、周边没啥好吃的。

总之，这和我们想象中的日本自动售货机“盛况”，真的差别很大。

“以一个三十岁的日本职员为基准点，一台自动售货机的成本和他一个月的收入是一样的，一台自动售货机 30 万日元，如果雇一个人，相当于一年可以买 12 台自动售货机。”友宝运营总监黄荣辉告诉《好奇心日报》，这种算法虽然有点简单粗暴，但自动售货机相比日本高昂的租金和人力成本来说，无疑是更好的选择。

黄荣辉这么解释自动售货机在日本的流行原因之一，另外，日本法律规定屋檐下 60 平方厘米的空间属于私有财产，所以你还会看到许多机身更薄的售货机 “贴” 在日本许多房子的外头。除了卖饮料，日本自动售货机出售的商品从饭团、热乌冬面到内衣，多达 6000 多种。

但移动支付的兴起，以及现在浓厚的 O2O 氛围，让友宝觉得自己迎来了大发展的好机会。但却也不是给你在街头提供一个新的购物场所，而是他们希望在三四线城市，继续占领工厂和学校。在他们更新的设想和计划中，还有：在医院输液大厅摆一台售货机卖自费医疗设备、在娱乐场所放一台机器自助扫码下单。也就是说，它可能还是无法让你觉得到处都是。

2015 年 7 月，友宝获得来自凯雷投资集团 5.3 亿人民币的融资，这是中国自动售货机行业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融资，“对我们来说，这意味着自动售货机在中国开始得到全球资本市场的认可。” 友宝 CEO 王滨告诉《好奇心日报》。

这被看作是行业转折的一个信号。2014 年，友宝的营收接近 10 亿，虽然仍亏了 3000 多万，但主要是因为管理和研发支出，且该数字正逐年下降。这个收窄的亏损曲线也是凯雷愿意投钱的原因。他们也认为这是一个未来的好生意。

自动售货机其实集合了时髦的概念和新的形态：便利；舍去人工成本；无限可能的商品——这些似乎都是它火起来的可能性。但在中国市场，似乎始终没有一个引爆点让它真正流行起来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而目前中国市场上最大的玩家，似乎又要把它引向另一个方向，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

自动售货机在中国，是否新机会正在到来？

“在人均 GDP 达到 1 万美元时，需求将迎来爆发，目前中国 35 个省以及直辖市中已经有 7 个达到此水平。目前占有最大市场份额的友宝拥有多项智能售货机专利，主打 O2O 模式，在互动广告上的盈利空间，再加上可以快速复制的加盟模式。友宝开创了独特的零售+互联网广告模式。”凯雷亚洲并购团队董事总经理桂昭宇曾对媒体称，这是他们投资友宝的重要原因。

去年淘宝“双 12”当天，地铁站、医院、校园和办公楼，所有带支付宝功能的自动售货机都参加了“一分钱买饮料”的活动，包括友宝、米源、易触等 18 家自动售货机品牌。 

“自动售货机（这个市场）肯定要火了，一个新兴的技术来了嘛。” 在友宝 CEO 王滨看来，这个新技术更多地指向了移动支付（在后文更详细的解读中，你会理解它对整个行业所带来的颠覆性意义）。

以友宝为例，他们在移动支付手段上的合作伙伴有微信、支付宝、百度钱包，甚至移动电信这样的运营商也通过积分兑换的形式参与进来。当这些大公司都在努力把资源分配到 O2O 业务上去，原本封闭的线下购买渠道迅速开始转变。 

浓厚的移动互联网氛围拓宽了大家的想象力，自动售货机这样的传统行业也找到了一些新的方向。除了移动支付这种前端购买上的改变，为了提高运营效率，友宝开发了一套智能互联系统，内置在自动售货机里。它可以实时监测售货机内现有商品的数量和种类，补货员可以直接看后台数据补货，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全凭经验。

消费者也可以通过手机上配套的 App 查看或者购买商品，这相当于和售货机有了更多的交互机会，友宝可以用返利这种激励方式获得更多的消费者需求数据，为饮料供应商提供更多的反馈。

联网、带触摸屏的售货机不仅仅是好看而已，还让一台机器能更好地发挥“媒介”的功能，引入交互式的广告和促销。根据英敏特的数据，去年饮料市场发售的新产品有 500 种，这些新品往往依靠线下零售渠道铺货试水，测试消费者的反应——相比便利店，自动售货机是一条成本更低的渠道。

中国售货机市场，为什么和我们想的不一样？

《环球企业家》曾报道过一名 24 岁的湖北年轻人黄恒。他在 2011 年初告别广州的打工生涯，开始做售货机生意。他买了六台自动售货机放到长城汽车河北保定的工厂车间里——位置偏远，温度又高，足以支撑这笔小生意。 

一台机器就好比一个无人看管的商铺，最重要的同样是位置，业内的术语叫做“点位”。工厂、学校这些地方，人群密集而商业化程度又不高，相对来说，是个比较封闭的消费场所，也是中国大部分自动售货机都被摆放在这里的原因。而它造成的一个未必是好的结果就是，行业对于成功的经验过于依赖这些“点位”所产生的数据。友宝市场总监李舒说，她们曾经也做过针对公司人的生意，“但亏得厉害”。但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把工厂化的运营思路直接套用在了写字楼里，但人群其实已经变得不一样了。

黄恒或许托关系把生意做到了这家工厂里，但生意一旦做大，寻找新的点位就异常困难。租金不再有优惠，物流、购机成本带来的压力也随之而来。中国市场根据业内人士的说法，一台机器买来之后至少 3 年才能盈利，每年的旺季，即使最熟练的送货员也会跑冤枉路。 

“这个行业很怪，做几十台一百台很赚钱，做到五百台以上就不赚钱了。” 王滨说。

中国售货机市场的首个开拓者南开戈德就是死于规模。十五年前，他们就用 3 年时间，在全国数十个城市布设运营了近 3 万台设备，融资近 10 亿人民币。但公司逐渐拖累于庞大的财务负担、员工管理成本、低下的执行效率。后期，他们甚至按照 8 年来计算机器的折旧率，以此实现微薄的利润假象来骗取融资。 

“中国市场纵深特别深，一二三四五六线城市，可以开发的地带太多，不像日本，就两个。一个是东京、横滨，叫京滨工业带，另外一个就是关西，坂神工业带（大阪、神户）。日本百分之七八十人口，这两个地方开拓完了基本上就可以了。”黄荣辉向我们介绍，这样庞大的市场让售货机的统一管理增加了难度。 

一台机器难以收回成本，还有个重要原因是故障率。在大学宿舍区、地铁站和马路转角，你还是能偶尔看见一两个踹机器的人，表情流露出痛苦。 

中国消费者大都习惯了售货机吞币这件事。由于大多数售货机运营商的规模都太小，如富士冰山（日本富士电机在中国的合资公司）这样的进口机器不愿意与其合作，导致国产机器早年占了主流。 

“我们 04、05 年的时候买的是国产设备，基本上一天不用干别的，就去处理故障。一瓶饮料出不来，后面好几个顾客都买不了，损失就这么产生了。”黄荣辉说。 

比起日本，中国自动售货机公司为何处于一种“有劲使不上”的感觉？

在日本，一台卖饮料的自动售货机，销量最好的规格是 500 毫升的瓶装饮料，通常卖 150-180 日元。 

1970 年到 1980 年，是日本自动售货机发展的黄金十年，数量一下子从 100 万台增长到了 400 万台。这其中的推动因素有很多——人均收入的提高（买一罐饮料所需的工作时间降低到几分钟）、政府对个体户的扶持（头几年的小本生意几乎不用缴税），以及饮料厂商的介入。目前日本 256 万台卖饮料的售货机里，70% 以上都归属于可口可乐这样的饮料厂商，对他们而言，砍掉了中间的渠道商能获取更多利润。 

“可口可乐把自动售货机作为全球渠道管理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，其实是因为现在日本取得了成功，美国总部重新理解和定义了这个渠道。”黄荣辉说，所以你也会看到可口可乐在全球市场做非常多和售货机有关的营销。自动售货机的发达，让可口可乐在日本拥有超过一百种饮料产品，而美国市场的产品类型则少得多。 

2014 年 4 月，日本消费税从 5% 提高至 8%，可口可乐紧接着宣布其在售货机渠道的部分饮料将涨价 10 日元。日本财务省为应对 10 日元硬币需求量的骤增，2014 年铸币的枚数将增加 36%，同时，大型软饮料厂商三得利也宣布“自 4 月起，增加了售货机 10 日元的库存”。一项对行业影响颇大的政策调整迅速被化解，友宝市场经理李舒也感叹道：如果中国发行了 5 元面值的硬币，那么对行业的帮助是巨大的。 

日本有 500、100、50、10、5、1 日元共六种面值的硬币，但在中国，如果你往售货机里投入 20 元纸币买一瓶 3 块钱的可乐，只能找你 17 枚 1 元硬币，非常崩溃。对中国售货机的运营商来说，完成几笔这样的交易，售货机可能就会因没零钱而停止服务——一台机器的硬币库存有限，另外一个问题是，有时候你的五块钱太旧机器甚至没法识别。 

像“硬币”这样看似很小，但对行业产生巨大阻碍的例子还有很多。 

售货机这个产业是建立在“标准化”上的，机器里卖的饮料也一样。你会发现日本的饮料虽然包装设计风格迥异，但瓶身的规格都差不多。这是为了让产品方便进入售货机渠道售卖。但国内的饮料瓶身千奇百怪，真正符合售货机货道规格的饮料非常局限，一些形状比较特别的就上不来，比如农夫山泉旗下漏斗状的“打奶茶”，强行要上的话，容易卡住。 

这些造型奇怪的饮料的共同点是：最近几年新上市，售价超过 4 元，以果汁、茶饮居多，针对白领市场。而行业内对产品的共识是：超过 4 块钱的饮料在售货机里基本上卖不出去。碳酸和果汁占据了 90% 的销售和铺货量，友宝市场总监李舒透露，“你也许看到的机器里有很多种类的商品，但可乐瓶后面的货道数量也许是其他饮料的数倍。”

自动售货机在中国未来的形态，和传统售货机为什么不是一回事？

今年年初，友宝开放加盟，按照他们的说法，是想把“原先的竞争对手变成合作伙伴”，把机器按最便宜的价格租、卖给那些拥有点位资源的人——机器的利润微乎其微，友宝卖的还是软件。 

在友宝官网首页的 6 条横幅广告中，前 3 条都在说加盟。其中一条是“加盟必读：微信看店深度解析。”这个微信看店，实际上就是友宝称之为“智慧运营”的后台系统，通过手机监测售货机，实时获得机器的库存率，缺币情况，是否要补货。

数据化管理的好处非常明显，你可以选择“合理的时间”补货，节约成本。当一辆运货车每个月运送的饮料从 6 万罐变成 7 万罐，每台机器的平均产出就提升了。 “我们把这个自动售货机傻瓜化，变成可复制的一个生意。”黄荣辉这样阐释技术研发的意义，“用半年时间，一个新手就跟我做了十年的人可能干的差不多。”

提起这套系统，王滨也相当的骄傲。“日本自动售货机业（的运营方式）其实也是很传统的。下个月日本自动贩卖机工业会还要请我们过去交流，想引进我们的技术。” 这是友宝目前和其它自动售货机品牌最大的区别，也是被王滨视为友宝最具竞争力的一部分。他们在这套软件系统上的投入不菲，根据王滨提供的数据，去年公司的研发支出在 1 亿元左右，这套系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。 

目前友宝对自己的定位是一家技术为核心的公司，他们急于拉更多人入伙，把机器摆到更多地方。“还是做系统开发，把所有东西模块化，以后接入各种东西会更加方便。”对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，王滨希望做的是轻资产的软件平台，而且“平台大了之后，我可以招广告，你一个个体户八台十台机器做不了广告。” 这些线上支付所产生的购买数据，允许友宝给到饮料厂商更多反馈，甚至开发定向的广告推送服务。“今年我们广告收入差不多会在 1、2 个亿，这在原来这个行业是难以想象的，”王滨说。

所以对于文章开头所提到的那个场景你现在大概可以理解了，和传统售货机相比，新式售货机已经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
回头说起日本自动售货机的成功，这个行业内的人喜欢提到 1970 年的大阪世博会，那是个引爆点。

它创造了参观人次达 6422 万的历史纪录，全日本每 4 人中便有 1 人去到会展现场。等于把自动售货机这个东西介绍给了全日本。

但其实在那个时候，不论是购买力、技术、需求都已经水到渠成。1970 年日本已跃居世界发达国家的第二位，人均 GDP 1996 美元。

现在在中国市场，这些东西可能都已经具备，它看起来是一个未来的好生意，像北京这种缺少便利店的城市，不论是写字楼还是居民小区都需要业态的升级。中国人力成本越来越高，对它也是一个机会。

虽然有凯雷背书，但它们希望的引爆点可能还没有到来。

（作者：朱凯麟）